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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洗石摊碑销日月:康有为的书学及其传承

2019-10-30 11:56:55 来源:闲窗书课作者:林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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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后易号更生,1917年參与复辟失败后又号更甡,晚年自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光绪乙未(1895)进士。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家喻户晓的维新派首领人物,同时又是中国书法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大家,康有为十八岁从学于大儒朱九江(次琦)之门,“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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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康有为 行草书轴 汕头市博物馆藏

  其书法深得朱九江真传。康有为自幼学书,但因“家无佳拓,久之不能工。”进入礼山草堂后,随朱师从执笔学起,朱氏耐心给弟子讲解执笔运腕之法,并把自己精心收藏之碑帖珍本提供给学生临习研读,向学生推崇邓石如篆书书法,使康有为大受教益。尔后,康有为到了北京,日游厂肆,购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认真进行研究,乃“翻然知帖学之非”。后来康有为的书法形成一种笔势豪健、意度雄深的书风,世称“康体”。以魏碑用笔和体势为主,兼具篆隶笔法和行书的体格,笔力雄健,气势奔放,神采飞扬,表现出其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质朴宕逸的艺术追求。他的书学著作《广艺舟双楫》,是继阮元和包世臣之后,从理论上对碑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阐发,成为近代最具影响的碑学专著。

  康有为书法的演变和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并且其创作又与其政治经历相联系。戊戌变法前为第一阶段,变法失败流寓海外为第二阶段,归国后为第三阶段。此三个阶段与康有为一生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正好有内在关联。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未上达。康有为被斥为狂言乱政,遭诟骂非议。“沈子培(曾植)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

  其撰《广艺舟双楫》一书之经历,即《叙目》篇所云“永惟作始于戊子(1888)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澹如楼,长松败柳,侍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也。”并作诗云:

上书惊阙下,闭户隐城南。

洗石为僮客,摊碑与客谈。

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

日步回廊曲,应从面壁参。

  在其一生当中,书法创作的两个高潮都在其政治生涯遭受打击和挫折之后出现。1898年变法失败后羁旅海外,促成其书变法成功。1917年,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陷于困境之时,又促成其书法臻于成熟。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全书共六卷二十七章,叙目一篇。概而言之,卷一、卷二述书体源流,卷三、卷四评论碑品,卷五、卷六论笔法技巧、书学经历及各种字体之书写规则。全书对书法艺术诸方面皆作深刻论述和评价,包罗万有。康有为以其政治变革之思想融汇于书学之中,而其书艺变革的观点是围绕其变法的宗旨而阐释的。

  康有为书学继承了岭南书学的传统。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早年就读于羊城书院,甚得山长谢兰生器重,受其亲炙,书法亦得其传授。康有为在谈到乃师朱九江的书学师承时说:“先生当世大儒,馀事尤工笔札。其执笔主平腕竖锋,虚拳实指,盖得之谢兰生先生,为黎山人二樵之传也。”

  黎简(1747—1799),字简民,一字未裁,号二樵,又号石鼎道人、百花村夫子。广东顺德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拔贡,工诗善画,书法、篆刻皆精。书法直追晋人,中年兼学李邕,晚年多写苏(轼)、黄(庭坚)体。

  谢兰生(1760—1831),字佩士,号澧浦,又号里甫,别号理道人。广东南海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迭主粤秀、越华、端溪书院讲席,后为羊城书院掌教。阮元(芸台)重修《广东通志》,延为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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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左) 黎简 行书轴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三(右) 谢兰生 行楷诗轴 广东省博物馆藏

  他的诗、书、画皆精妙,画学尤深。其书师法颜平原(真卿),参以褚遂良、李邕笔意,以隽永见长,阮元称他“擘窠大字无出其右”。

  黎、谢二人均生于乾隆年间,谢少黎十三岁,谢之父(名景卿,字殿扬)与黎交往密切。从现存黎简为谢兰生早年所绘《荔枝图》写的题跋,以及黎简在《客馆即事》诗中的自注可知,谢对黎是执弟子之礼,谢兰生的书法受黎简的深刻影响。谢在《跋二樵字册》中,对黎的书法备极推崇,仰慕之情溢于言表:“老辈能书者,惟二樵山人执笔最正,每书整襟端坐,悬腕舒徐,一点一撇皆有停顿。与人翰札,虽匆匆应酬,亦不苟作”。谢兰生在《书诀》中,“密指、空掌、平腕、竖锋”和“手软笔头重”的内、外丹之法,与谢的上述跋语所记黎简的执笔、运笔方法完全吻合。

  从黎、谢二人流传的书迹看,黎书笔底功力极深,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沉着而内蕴,秀逸而舒展;谢书在受前辈影响的痕迹中,别具文人秀雅的气质,富有平淡恬静之趣,与黎简一脉相承。

  朱九江师事谢兰生时,得其执笔、运笔及擘窠大字法之真传。谢“尝谓君(朱次琦)曰:实指虚掌,平腕竖锋,小心布置,大胆落笔,意在笔先,神周字后,此外丹也。”手软笔头重,此内丹也。朱氏得名师耳提面命,心慕手追,并铭刻于心,把它奉为圭臬,这对他日后的书法实践和教学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谢兰生《书诀》抄本,就是由朱九江的学生陈如岳,从朱氏的口授中记录并保存下来的。谢兰生论书法的结体布置有云:“字之紧要处,不外光、方、乌,相生相让,分阴分阳。笔之细者为阳,笔之粗者为阴。一字有两直画者,宜左细右粗。”此语验诸所引朱氏幽士一联,可明显看出,他对此奉之为信条,而且在书法实践中身体力行。

  关殊钞《朱九江先生行谊辑述》中,刊有已故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杰勤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表之朱九江《论书口说》若干则(朱教授称此乃其叔祖祛庐先生之钞本,而祛庐为朱九江之及门弟子),虽非全豹,然亦可窥朱九江对书学之见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执笔第二十》所举朱氏《执笔法》之叙述,与《论书口说》如出一辙,康氏所说的《执笔法》是否即为《论书口说》之论执笔部分,尚待进一步考证。朱氏书直接得之于谢兰生的传授,还可从《书诀》与《论书口说》两文的比较中得之:《论书口说》述执笔、运腕、结字、用墨之四要,均与《书诀》略同,有的地方连文句亦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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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谢兰生 书诀 杨永权藏

  康有为对乃师的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先师朱九江先生,于书道用工至深,其书导源于平原(颜真卿),蹀躞于欧(阳询)、虞(世南),而别出新意。相斯(李斯)所谓鹰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变而百兽跧气象。鲁公之后,无与伦比。非独刘(墉)、姚(鼐)也。元常(钟繇)曰「多力丰筋者圣。识者见之,当知非阿好焉。但九江先生不为人书,世罕见之。”刘墉和翁同龢皆为清代书法大名家,又同宗法颜真卿。康有为对二者的书法本已推崇备至,而称朱氏之书远胜刘、翁,其中难免有对乃师过于溢美的成分,但从朱氏传世的书迹来看,其书多力丰筋,极为雄浑苍秀,作字讲究笔力结体,注重书法强劲的腕力和雄健的骨力,呈现出泱泱雄强大气,品位甚高。这些对康有为日后的书风及其尊碑、倡碑的理论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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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左) 朱次琦 行楷七言联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图六(右) 梁启超 隶楷十言联 憨斋藏

  在康有为的及门弟子中,早期有梁启超、罗惇曧、罗惇㬊;晚年有徐悲鸿、刘海粟和萧娴。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十八岁受业于康氏,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维新活动。梁氏书法受康有为“扬碑抑帖”理论的影响,但他所选择的却是碑帖结合的道路。其书法结字取魏碑中扁方的体势,再融进欧阳询的楷法,以方笔为主,横竖画下笔方峻,收笔圆润,撇捺伸展,得《张猛龙碑》神韵,有些撇画向上回锋收笔,横画有波磔,具有浓厚的隶书意味。

  罗惇曧(1872—1924),字孝遹,号以行,又号瘿庵,晚号瘿公。广东顺德人。早年就读于广雅书院,后从康有为游。光绪二十九年(1903)副贡,后累试不中,报捐主事,调邮传部郎中。入民国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参议等职,酷爱京剧,与梅兰芳、程砚秋过从甚密。能诗文,工书法,楷、行、草无不擅长。其草书以章草之法参入今草中,笔法厚拙古朴而妍美。罗惇㬊(1874—1954),字照岩、季孺,号敷庵、复堪,别署羯蒙老人、凤岭诗人。广东顺德人。出身望族,书香世家,与从兄罗惇曧同为康有为弟子。擅书法,专力于章草,其源出《急就章》《出师颂》,即刚健清峭,又古雅雍容,运笔时更采用连绵草法,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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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左) 罗惇曧 行草书轴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图八(中) 罗惇㬊 章草诗轴 昭远堂藏

图九(右) 徐悲鸿 五言联 新会博物馆藏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二十岁时在上海与康有为认识,康氏十分器重徐的才华,把自己珍藏的碑帖和法书原作供徐研习,并指导他临写《经石峪》和《石门铭》。徐氏书法略取康意,使转浓郁,顿挫有力,体势伟岸,宽舒有道。

  刘海粟(1896—1994),江苏常州人,著名书画大家。二十五岁从康有为学书法,在康的指导下,精研北碑,并上溯金文、石鼓。“(康有为)尝作大幛楹联示范”。刘氏书法,造诣极深,融篆隶于行草,豪迈狂放,意气奔腾,满纸云烟。

  萧娴(1902—1997),字稚秋,号枕琴室主,生于贵阳,早年随父寓广州十余年。幼承家学,有“粤海神童”之誉。十五岁时临写《散氏盘铭文》,极为康氏称道,赠诗云“筓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难;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来主坫坛。”后来列康氏门墙,得康氏亲授,主要着力于“三石一盘”,即《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及《散氏盘》。其书法体现了康氏隽雅雄强的气势,笔调洒脱大方,雄奇跌宕,形成高古苍拙的独特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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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左)刘海粟 五言联 憨斋藏

图十一(右)萧娴 五言联 憨斋藏

  以上康门诸家,或为诗人、学者,或为书画大师,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康有为的指授,得其亲炙。尽管他们的书法各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但他们受碑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清季以来倡碑之风大炽,在他们的书法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直接熏染了当代的中国书坛。

  【文中插图引自林雅杰主编《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精品集》和《广东历代书法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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